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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迟退休：一场被资本逻辑裹挟的集体生命透支
近日，延迟退休政策正式落地实施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。这一看似简单的政策调整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命题：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中，人的生命价值正被异化为纯粹的经济指标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——当代人的生命正在被系统性透支，而这种透支被包装成"个人责任"与"社会贡献"的美丽外衣。
从表面数据看，延迟退休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合理选择。随着医疗条件改善，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升至2021年的78.2岁，而现行退休制度制定于上世纪50年代，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不足50岁。人口结构上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.8亿，占总人口近20%，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政策制定者将延迟退休描绘为应对养老金支付压力的"不得已之举"，一个"多赢"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这种看似理性的经济计算，实则掩盖了更深层的生命政治问题。
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，延迟退休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二次征用。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提出的"生命政治"概念在此得到了充分印证——现代国家通过精细计算，将公民的生命纳入可管理、可调控的范畴。我们的生命被分割为可量化的"工作年数"和"剩余价值"，而退休年龄的调整不过是这个计算公式中的一个变量。更令人忧虑的是，这种征用被冠以"积极老龄化"的美名，将责任完全转嫁给个体。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犀利指出："将社会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人努力问题，是新自由主义最狡猾的统治技术。"
延迟退休政策忽视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性承受能力。对大学教授、企业高管等知识工作者而言，延长工作年限或许意味着经验价值的延续；但对建筑工人、生产线员工等体力劳动者来说，这无异于身体的极限挑战。我国劳动环境监测数据显示，45岁以上劳动者职业伤病发生率显著上升，而他们的再就业机会却急剧下降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的"风险社会"特征在此显现——社会进步带来的风险被不平等地分配，弱势群体被迫承担更多代价。当一位55岁的纺织女工因视力衰退而效率降低，她面临的不是体面的退休生活，而是被职场淘汰后艰难谋生的前景。
从生命历程视角看，延迟退休正在重塑中国人的整个人生脚本。传统意义上的"老年"阶段被压缩甚至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"永续中年"的焦虑状态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人生八阶段理论中，老年期本应是"自我整合对绝望"的关键阶段，是反思生命、传承智慧的重要时期。而如今，这个阶段被粗暴地推迟或取消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变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规训：不"有用"的生命不值得尊重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笔下的" *** 生命"——那些被剥夺政治社会价值的纯粹生物性存在，正在我们的退休政策中悄然显现。
面对这场生命时间的制度性征用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与生命的尊严。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实践表明，弹性退休制度、职业中期培训、工作环境适老化改造等方案，比简单延长退休年龄更能实现代际公平。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在《礼物》中揭示的互惠逻辑提醒我们，养老金不是简单的经济契约，而是代际团结的象征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"老有所养"理念，不应让位于冰冷的资本计算。
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，应当成为我们反思社会发展模式的契机。一个文明的社会，不在于它能将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延长多久，而在于它能否保障每个生命阶段都享有应有的尊严与价值。在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对生命时间的无限榨取，而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发现——包括那些无法被GDP衡量的智慧、经验与人文传承。唯有打破资本逻辑对生命时间的垄断，才能避免这场集体生命透支的悲剧继续上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