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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高者何以自处：从《贾谊论》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
"非才之难，所以自用者实难。"苏轼在《贾谊论》中的这句论断，道破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永恒的困境。贾谊，这位西汉初年的天才政治家，二十出头便被汉文帝召为博士，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，却在短暂的辉煌后迅速陨落，最终郁郁而终，年仅三十三岁。苏轼以冷静而深刻的笔触剖析了贾谊悲剧的根源，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更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普遍性思考。当我们重新审视《贾谊论》，会发现其中蕴含的智慧对当代知识人如何自处、如何与权力对话，仍具有鲜活的启示意义。
贾谊之才毋庸置疑。他的《过秦论》气势磅礴，分析精辟；《论积贮疏》切中时弊，见解独到。汉文帝初见他时，"不问苍生问鬼神"的著名场景，恰恰反衬出这位年轻才子的非凡魅力。然而，正如苏轼犀利指出的："贾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。"贾谊的悲剧不在于缺乏才华，而在于缺乏运用才华的智慧。当他的改革主张未被文帝全盘接受时，他不是调整策略、等待时机，而是"自伤哭泣，至于夭绝"，这种极端反应暴露了他性格中的致命缺陷——缺乏必要的政治韧性与现实感。
苏轼对贾谊的批评看似严苛，实则蕴含深切的同情与理解。他指出贾谊若能"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"，循序渐进地推行主张，或许能成就更大功业。这种批评背后，是苏轼对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深刻洞察。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，知识人往往陷入一种两难：要么彻底妥协，丧失独立人格；要么激烈对抗，导致自我毁灭。贾谊选择了后一种极端，而苏轼试图指出还存在第三条道路——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持策略的灵活性，在理想主义中融入现实主义的智慧。
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。从屈原的投江到李贽的狱中自尽，从谭嗣同的"我自横刀向天笑"到老舍的太平湖悲剧，中国知识分子不断重复着贾谊式的命运。这种重复不能简单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压迫，更反映了知识群体自身的精神局限。我们太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：要么天真地相信凭借才华就能改变一切，要么在挫折后彻底遁入虚无。贾谊的早逝警示我们，仅有才华与 *** 远远不够，还需要那种在复杂现实中守护理想又不被现实吞噬的生存智慧。
当代知识人面临着比贾谊时代更为复杂的境遇。在专业化、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但如何自处的问题依然存在。我们或许不再有"致君尧舜"的政治抱负，但仍需思考：如何在商业大潮中保持学术操守？如何在流量至上的媒体环境中守护思想深度？如何在"内卷"的压力下不丧失精神追求？这些问题的本质与贾谊面临的困境一脉相承——才高者何以自处？
从《贾谊论》中，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多重的。首先，知识分子需要培养"韧性的智慧"，既不轻易妥协，也不轻言放弃，在长期坚持中寻找机会。其次，要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，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。再次，必须警惕自我悲情化的倾向，贾谊的早逝固然令人唏嘘，但过度的自我悲情只会加速精神的崩溃。最后，或许最重要的是，当代知识人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与使命，在专业领域深耕的同时，保持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介入。
苏轼在文末感叹："呜呼！贾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也。"这声叹息穿越千年，依然回荡在每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心头。贾谊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才华是一把双刃剑，既能开辟道路，也可能伤害自身。真正的智者不仅要有洞察世事的眼光，更要有安顿自我的能力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贾谊论》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个才高者都必须面对的精神考验——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，既保持内心的火焰，又不被这火焰所吞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