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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高者何以自处：从《贾谊论》看苏轼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
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图谱上，贾谊的形象格外醒目。这位西汉初年的才子，二十出头便被汉文帝召为博士，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，却在政治巅峰时突遭贬谪，最终郁郁而终，年仅三十三岁。苏轼在《贾谊论》中以其特有的历史洞察力，对这位悲剧天才的命运进行了深刻剖析。表面看来，这是一篇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，实则蕴含着苏轼对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的深刻思考——才高者何以自处？这不仅是贾谊的问题，也是苏轼自身的问题，更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命题。
苏轼开篇即指出："非才之难，所以自用者实难。"这句话道破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核心困境。才华本身并非稀缺品，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份才华。贾谊的悲剧正在于他虽有"王者之佐"的才能，却缺乏"自用其才"的智慧。苏轼批评他"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"，这一评价可谓一针见血。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提出的政治主张，如削弱诸侯、抗击匈奴、重农抑商等，后来大多被汉武帝采纳并实施，证明其政治见解确实高明。问题在于，他不懂得"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"的政治艺术，在时机未成熟时强行推销自己的主张，最终导致"一朝天子一朝臣"的悲剧。
苏轼对贾谊的批评，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境遇的反思。与贾谊相似，苏轼也是少年得志，二十岁便以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震动朝野，被欧阳修誉为"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"。然而政治风云变幻，他先后遭遇"乌台诗案"的打击，被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等地。正是在这样的生命体验中，苏轼才更能体会贾谊的困境，也更能看清贾谊的局限。他指出贾谊"不善处穷"，即在逆境中缺乏韧性，这恰恰是苏轼自己所超越的。苏轼在贬谪期间创作了大量诗词文章，发展出"一蓑烟雨任平生"的豁达心态，形成了"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"的超然境界。他批评贾谊，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知识分子面对逆境时应有的态度。
《贾谊论》中，苏轼提出了一个关键命题："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"这揭示了知识分子实现理想必须具备的两大品质：等待的耐心与忍耐的毅力。中国历史上，范仲淹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的家国情怀，王安石"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"的改革勇气，无不是这种"待"与"忍"的体现。贾谊的失败在于他急于求成，无法忍受暂时的挫折与冷落。苏轼则通过反思贾谊，提炼出一种更为成熟的政治智慧——既要坚持理想，又要懂得策略；既要保持气节，又要学会变通。
在当代语境下重读《贾谊论》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永恒价值。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如何"自用其才"的问题。是坚持"众人皆醉我独醒"的清高姿态，还是学会"和光同尘"的处世艺术？是急不可耐地推销自己的主张，还是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？苏轼通过贾谊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者应当既有"知其不可而为之"的担当，又有"随遇而安"的豁达；既保持"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"的精神独立，又具备"上善若水"的处世智慧。
贾谊的悲剧提醒我们，才华若没有相匹配的智慧来驾驭，往往会成为伤己的利器。苏轼对贾谊的批评与同情，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深刻观照。在《贾谊论》的字里行间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更是一种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、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的哲学思考。这种思考穿越千年时光，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着宝贵的精神资源。